二战时期之年，川南。

天刚破晓，薄雾如纱，笼罩着峨眉山脚的“周力为滑杆店”。木屋檐下，两盏红灯笼尚未摘下，青石阶上已有七八名山工蹲坐，抽着旱烟，脊背弯如弓，脚上草鞋磨得发白——那是日复一日踏山磨出的痕迹，脚底的老茧早比鞋底还厚三分。

他们是“滑杆山工”——靠两根竹杠、两根麻绳、一副肩膀，把客人从山脚抬到山顶，或从一个镇子送到另一个镇子。一趟短途半日，长途三五日，日晒雨淋，脚底血泡叠血泡。滑杆是两根青竹绑成的长椅，铺着旧棉垫，客人坐上，山工前后弯腰，如负山而行。

店堂中央，一张木桌，一盏油灯。女掌柜周力为正在翻账本。她身着素布旗袍，眉目清冷，袖中藏着蛇骨匕——这是她从上海滩带回来的命根子，也是这乱世里唯一的底气。

“周姐！”一名山工走进来，抹着汗，“北坡道上有人看见‘黑鸦帮’的影子，扛枪的，七八个。”

周力为抬眼：“人呢？”

“跑了。滑杆扔在半道，空手回来的。”

她合上账本，轻声说：“停运。北坡今日不接客。”

山工们沉默点头，没人吵闹。他们知道，避，是活命的第一条规矩。川南山区匪患与散兵交织，稍有不慎便可能丢了性命。

周力为滑杆店，是这些山工的命脉。

它不是客栈，却收留他们过夜；不是饭馆，却赊米给他们煮粥；不是行会，却是他们唯一的“靠山”。那时重庆的轿行要收“份子钱”，周力为只在每趟行程中抽一成银角——短途三里收五分，长途翻山收一毛，钱刚够买油盐、修滑杆、打点地方保长。

她记账，也记人。谁有力气走远路，谁脚伤未愈，谁家里有病母，她都清楚。客人来了按“先来先走”排班，远途便多配挑夫中途接应。

“李老三！”她喊，“今日送张老爷上金顶，来回四十八里，陪王二狗中途换肩。”

“是！”两人应声，扛起滑杆出门。

李老三，四十二岁，左肩有一道旧刀疤，是十年前被土匪砍的。他老家在乐山，妻子早亡，留下三个孩子：老大在药铺当学徒，老二跟着奶奶种田，老三体弱多病要喝羊奶。他拼命抬滑杆，就为换孩子一口奶。

王二狗，二十八岁，原名王德贵。老家在雅安山沟，老母瘫痪在床，全靠他每月寄钱买药。他从不喝酒赌钱，回来就蹲在门槛数铜板：“娘，再有五趟，就能买‘天麻归元散’了。”

老赵，五十六岁，曾是清末巡防营的兵。儿子在成都读书时被强征入伍，去年死在台儿庄。他抬滑杆不为养家，只为每月给儿子坟前烧香烟，往烈士祠捐银元：“我儿死国事，我不能饿死给亡人丢脸。”

小石头，十六岁，瘦得像竹竿。宜宾老家被溃兵烧毁，父母身亡妹妹被掳，饿昏时被周力为收留。他不说话，抬滑杆却最卖力，每晚都偷偷哭着喊“娘”“妹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