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是民国二十四年的秋天，他刚到上海当副站长，趁着午休去外滩公园透气。湖边的长椅上，一个穿蓝布旗袍的女学生捧着书，声音清亮地读着：“……人生而自由，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……”是《人权宣言》。他当时就停住了脚，远远看着那女生的侧脸，阳光落在她旗袍领口别着的银杏叶胸针上，银闪闪的，晃得人眼热。他没敢上前——刚执行完暗杀汉奸的任务，身上还带着血腥味，怕惊扰了那份干净。后来他再去外滩公园，却再也没见过那个女生，只记得那枚银杏叶胸针，和那句读得铿锵的“自由平等”。

马飞飞把照片揣进怀里，从帆布背包里取出个青铜罗盘——它有“千里追踪寻人”的功能。马飞飞的指尖按住罗盘中心的玄冥镜，低声念起“千里寻人咒”，镜面渐渐泛起白雾，雾里慢慢显出一幅画面：阴暗的地窖里，邓翠新被绑在木柱上，头靠在肩上，像是昏过去了，领口空荡荡的——那枚银杏叶胸针不见了。

“她在城西废弃山庄的地下酒窖。”马飞飞收起罗盘，声音沉得很，“别声张，我先去看看。”

他没开车，顺着歌乐山的小路往城西走。雾浓得呛人，脚边的草叶挂着露水，打湿了他的裤脚，冷意顺着脚踝往上爬。那废弃山庄原是前清举人的宅邸，后来主人逃难去了上海，就荒在那儿，平日里没人敢去——附近的人都说，夜里能听见山庄里有哭声，闹鬼。马飞飞绕到山庄后院，在一片齐腰深的杂草里，找到了被枯枝盖住的地窖入口。他拨开杂草，悄悄摸了进去。

地窖里一股子霉味，混着陈年的酒气，呛得人嗓子发紧。邓翠新被绑在最里面的木柱上，头发凌乱地贴在脸上，脸色苍白得像纸，却没真昏。马飞飞刚走过去，她就猛地抬起头，眼里满是警惕，像只受惊的小鹿。他赶紧拉下面罩的一角，露出眼睛，声音放轻：“别怕，我是来查你案子的，不是绑匪。”

邓翠新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半晌——那双眼睛沉静得像深潭，没有恶意，倒透着几分熟悉。她哑着嗓子问：“你是谁，是不是我父亲派你来的，这帮绑匪十分狡猾，经常移动贼窝，这个地方已经是他们第四处移动的地点。”

“姑娘、别怕，不管他们移你到何方。只要在中国境内，没有我找不到的地方”。马飞飞压低声音，凑到她耳边，“绑匪要的不只是钱……为了不打草惊蛇。别让他们起疑心，引出此绑架案的幕后黑手。姑娘，目前，你暂时得委屈在这等一下，之后。我再救你出去。”

邓翠新心头一凛——她早觉得不对劲。绑匪只送过一次信，之后就没了动静，不像是只为了赎金。她悄悄摸了摸发间——出发前怕胸针丢了，特意把它别在发髻里。此刻她指尖一勾，把那枚银杏叶胸针摘下来，攥在掌心。马飞飞刚要转身离开，她轻轻把胸针放在地上，用脚尖悄悄推到他脚边。

马飞飞低头，看见那枚银质银杏叶躺在地上，叶纹里的蓝珐琅还亮着——和他记忆里外滩公园那个女生的胸针，一模一样。他蹲下身，指尖捏起胸针，冰凉的银面触到指腹，心里猛地一震。那一刻，他查案的心思变了——不再是为了完成任务，不再是为了应付戴老板，而是为了七年前外滩公园的那个午后，为了眼前这个在困境里还敢藏证据的女生，为了这命运荒谬的重逢。他必须把她救出来，还要把幕后的人揪出来，给她，也给当年那个读《人权宣言》的女生，一个交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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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地窖出来，马飞飞直接去找李家卫，语气不容置疑：“先查邓家的司机邱超。”

李家卫愣了：“邱超？他不是被绑匪打晕了吗？我查过他，家里三代都是邓家的仆人，忠心得很，不可能是内鬼。”

“再查一次。”马飞飞指尖敲着桌面，“绑匪能精准掌握邓家的行踪，一定有内鬼。邱超是唯一接触过绑匪的人，不可能一点线索都没有——你之前查得太浅了。”

李家卫不敢多问，当天就带着人去查邱超。这一次，他们没惊动邱超，只远远跟着，盯他的行踪。果然，第二天下午，邱超借口去街口买烟，却绕了三条巷，钻进了小洋楼咖啡馆，和一个穿灰布衫的男人坐在角落里密谈。马飞飞隔着玻璃看过去，那男人背对着他，左手端咖啡时，袖子滑了下来——手腕以下，缺了半根小指，断口处的疤痕在灯光下很显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