播种后的第七天，一个孩子发现了那株麦苗。

孩子是跟着母亲来地里看墒情的，蹲在地头用手指戳土玩，戳着戳着，忽然停下不戳了。他蹲在那里，歪着头看地面，眼睛盯着一样东西，看了很久。然后他站起来，拉了拉母亲的衣角，指着地面说了一句话，他说的什么，旁边的人没有听清，但他的母亲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，然后蹲下来，用手轻轻拨开周围的碎土，让那株刚刚破土而出的麦苗露出了完整的形状。

一株。很小，还不到一指高，嫩绿色的，像一根极细的针从土里扎出来，顶端还带着一粒麦壳，半裂着，露出里面蜷曲的嫩叶。它在晨光里站着，风一吹就微微晃动，但没有倒。

消息传得很快。太阳还没升到半空，已经有人从营地的各个方向走到那块地边，围成一圈。没有人说话，只是安静地看着那株麦苗。一个老人蹲在最前面，他没有用手去碰它，只是看着，像在看一件很小但很珍贵的东西。看了一会儿，他站起来，让出位置，后面的人补上去，又蹲下来看。

没有人说“长出来了”——因为这句话多余。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眼睛确认同一件事：麦子长了。地能活。

李砚听说的时候，正在营帐里看河南府周边的舆图。他没有立刻起身，只是停了一下，把笔搁下，然后站起来，走出了营帐。他走到那块地边的时候，人群已经散开了大半，还剩几个老人蹲在田埂上，像是在守着什么。他没有走到最前面，站在人群后面，隔着几排人，远远地看了一眼。从那株麦苗的位置只能看到一小片绿色，在褐色的土面上像一粒极小的、浅色的点。他看了一眼，然后转身走了，没有说任何话。

当天下午，赵德贵的册子又厚了一叠。新来的人持续不断地从各个方向抵达渡口，有从黄河上游沿河岸走过来的，有从山里下来的，有从更远的州县转道来的。每天三五户，不多，但持续不断，像是水滴汇进已经湿润的土里，不再留下单独的痕迹，只是让那片土地变得更湿了一些。

傍晚时分，赵德贵合上册子，准备收工的时候，从营地的方向走来一个人。

那人瘦瘦的，三十多岁，穿着一件灰布长衫——已经很旧了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下摆也短了一截，像是穿了很多年，但洗得干净。他肩上挎着一个布包，包里鼓鼓囊囊的，像是装了不少东西。他走到赵德贵的桌前停下来，站在那里，没有坐下，像是不知道该不该坐。

赵德贵看了他一眼：“报姓名？”

那人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说了一句：“我不是来领地的。”

赵德贵抬起头，看着他。那人站在桌前，长衫在河风里微微摆动，他的手指攥着布包的带子，攥得有些紧，像是在做一个不太确定要不要做的决定。他的脸有些苍白，嘴唇上起了干皮，眼神有一种走了很久路之后才会有的疲惫，但疲惫之外还有别的东西，像是在走来的路上一直在想“我为什么要来”这件事。

“那你来做什么？”赵德贵问。

那人沉默了一会儿，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但字句清楚：“我姓沈，沈怀安。河南府学生员。府学散了之后我在家里待了快两年。后来听说有人在这里，我听说您带粮种来了，分地了，有人种活了麦子。我走了六天。我不是来种地的，我是来写东西的。您做的事，应该有人记下来。”

他的声音说到最后微微低了一些，像是在等一个回答，又像是在不确定自己的请求是否合理。

赵德贵没有替他决定。他转过头，朝营帐的方向看了一眼，然后说了一句：“将军在那边。你自己去说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