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笠咬着牙，又从“江山系”调了几个亲信去上海，还找了青帮、洪门的把头，连报社记者、银行职员都拉了进来——不管以前是干什么的，只要肯跟日本人、汉奸对着干，就用。这些人不进军统编制，戴笠叫他们“雇佣人员”，用完就散，不留痕迹，跟扔在战场上的炸弹似的，炸完就没人管。

军统开始反击，可每次都差了点。

第一次在76号门口埋伏，要杀李士群。特务们摸清了路线，知道他每天早上八点坐车去伪政府，就藏在杂货店二楼，拿着狙击枪对准路口。可那天李士群换了车，改了路线，扳机扣下去，只打穿了路过黄包车的车篷，车夫吓得趴在地上，半天没敢起来。

第二次在南京路“丽都”舞厅，目标是丁默邨。他喜欢去那听戏，每次坐二楼包厢，只带两个保镖。行动队提前藏在隔壁包厢，柱子后面还放了狙击手——可丁默邨临时改了主意，留在76号跟影佐祯昭喝酒，没去舞厅。行动队等了一夜，直到打烊才撤走，临走还得把狙击枪裹在衣服里带走，生怕留下一点痕迹。

第三次在霞飞公寓，要杀汉奸陈三才。他是伪市政府秘书，手上沾了不少军统的血。“冰箱行动队”藏在他公寓里，衣柜、床底、厨房柜子都有人，可陈三才那晚没回家，去了姘头那。行动队守到天亮，只能趁着晨雾走，还不小心碰倒了客厅的花瓶，瓷片碎在地上，反光像碎玻璃，扎得人眼疼。

连刺杀陈公博都没成。军统派了三路人马，官邸门口、开会路上、常去的寺庙都藏了人——陈公博信佛，每周都去烧香。可那天他说不舒服，取消了所有行程，三路人马全扑了空，最后只能把炸弹扔江里，听着“轰隆”一声响，才算没白跑。

一次又一次失败，上海成了死局。军统的人不敢露面，76号的特务跟疯狗似的在街上搜，老百姓也遭了殃——只要被怀疑跟军统有关系，先抓进76号再说，出来的人，十个有九个缺胳膊少腿。

戴笠坐在重庆的办公室里，看着上海来的电报，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。他知道，寻常人没用，得派个狠角色去，像一把尖刀，把76号的网捅破。

他想到了马飞飞。

马飞飞在军统里是出了名的狠，话少，下手黑，脸上有道浅刀疤——去年在北平跟日本鬼子肉搏时留下的。北平的汉奸、鬼子头目，十个里有八个是他收拾的：有的被抹了脖子，有的被一枪爆头，还有的被装在行李箱里，扔进了永定河。戴笠立刻发电报，让他从北平回重庆，没等他歇口气，就派去了上海。

马飞飞带了三个人回上海：白玉、冼时迁、冚家铲。白玉是女的，却比男人还能打，手上的飞刀百发百中，早年在上海赌场，就凭一把飞刀，从青帮手里抢了十万块；冼时迁出身高门，却最会开锁、爬墙，银行保险柜、伪政府档案室，他都能悄无声息进去，拿了东西再出来；冚家铲是广州人，早年在码头扛麻袋，力气大得能扛百斤炮，拳头硬得能打碎砖头，以前是东太平洋暗影盟主，带着上百人加入军统，成了野战团团长，跟马飞飞最对脾气。

四人悄悄进了法租界，找了个废弃仓库当落脚点。仓库里堆着发霉的棉花，空气里全是霉味，白天躲着，晚上才敢出去打探。可76号的耳目太密，黄包车夫、杂货店老板，甚至街上的乞丐，都可能是眼线——前几天就有个乞丐，因为给军统递了张纸条，被特务活活打死在街边。

那天晚上，四人在霞飞路吃阳春面，刚走出面馆，马飞飞就停了脚。卖香烟的老太太挎着竹篮，看似在叫卖，眼睛却一直黏在他们身上。他刚要提醒，身后就传来“不许动”的喊声——十几个特务从巷子里冲出来，手里的枪对着他们。

小主，

雨又下了起来，追杀在雨里开了头。特务跟猎狗似的，咬着不放，子弹“嗖嗖”从耳边过，打在墙上，砖石屑落在衣领里，又凉又硬。马飞飞四人边打边退，白玉掏出飞刀，“咻”一声正中一个特务喉咙，他捂着脖子倒在地上，血混着雨水流；冼时迁爬上墙，往下扔砖头，砸得特务抱头鼠窜；冚家铲赤手空拳，抓住一个特务的胳膊，“咔嚓”一声就拧断了，特务惨叫着倒在地上；马飞飞的毛瑟枪打光了子弹，就拔出腰刀，刀光一闪，又一个特务倒了下去。

四人从法租界杀到外滩，身后的特务还在追，子弹越来越密。最后被逼到一栋大理石大楼的阴影里，马飞飞抬头，霓虹灯下，招牌上写着四个黑字：横滨正金银行。

“进！”他低吼一声，声音沙哑。四人撞开侧门，冲了进去。

大堂里空荡荡的，只有几盏壁灯亮着，光线暗沉沉的。大理石地面光得能照见人，映出他们的模样——衣服被雨水泡透，贴在身上，脸上沾着血和泥，头发乱得像鸡窝。深处有个通往地下金库的入口，铁门厚得吓人，上面刻着花纹，看着就打不开。

“金库在地下三层。”冼时迁凑到铁门前，摸了摸，“三道门，密码锁、指纹锁、眼纹锁，全是日本最先进的，比伪政府档案室还严。”